大家好！我是特型演员黄薇，欢迎走进今天的《特型演员叙事》。

周恩来和邓颖超这对革命伴侣，在白色恐怖的地下斗争年代和战争岁月经常是聚少离多。邓颖超曾多次对周恩来说，“不知这一次的分离是不是永别”。

 

电视剧《海棠依旧》剧照

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情感，可以从他们信当中的字里行间能够感受到。比如说，当信的开头周总理称邓颖超为“超”，他的落款一定是“栾”或者是“来”。而邓颖超给周总理写信的时候，如果开头写“来”，她的落款一定是“超”，或者是“你的小超”、“你的颖”。我记得邓颖超曾经给周恩来写过这样的一封信，她说：“你走了三天了，我可想你得太。这回分别不比往回，并非惜别深深，而是思恋殷殷。这回我们是在愈益热爱中分别的，何况在我还有歉意缭绕心头呢，我真想你得太。”

在工作中，周恩来与邓颖超为追求真理，不懈探索，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。在生活上，他们又是一对患难与共，携手同行半个多世纪的恩爱伴侣。

当年周总理在西花厅工作的时候，因为主席都是夜里批阅文件，他为了照顾主席的作息时间，所以就把自己的工作时间放在了深夜。早晨邓妈妈起床了，这时候总理才回到自己的房间要休息，正是因为常年这样的一种工作和生活状态，所以两个人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，但是很难见面。可是周总理心特别细，早饭晚饭两个人不能在一起吃，那好，我就想办法中午和我的夫人一起共进午餐。如果中午实在也抽不出时间，没关系，我就约着小超，两个人在西花厅的院子里抽空唠上几句，唠唠嗑，拉拉家常。

邓颖超无论是对工作人员的孩子，还是对他们家的亲戚，要求都是非常严格的。

当邓妈妈看到小七晚上灯点的时间太久了，就会说，小七你过去把灯给我关上。如果她看到小七把水龙头开得大了，就会说，你要把水龙头开小点，不能浪费。吃饭的时候，饭粒掉在饭桌上，她会要求所有的孩子必须把餐桌上的饭粒捡起来，不能浪费一粒米。

她还告诉孩子们，西花厅这个院子里的花草是不能折的，不能剪的。这树上的果子也是不能随便摘的，这些果子要等到秋分时节，果子成熟了，要分给每一个工作人员，而且大家都是要用钱来买的。

周总理和邓妈妈在生活当中，是非常节俭的一对夫妻。

总理住的房子不但南北不通透，而且非常低矮，卫生间不在屋里，在楼道的另一端。即便总理晚年身患癌症，每天疼痛得难以生活、工作，他也忍着痛到比较远的那个位置去上卫生间。

   他们睡过的那张床，床上的床板，都是一条一条的木头钉起来的。而让我没有想到的是，床板竟然被虫子蛀成了一块一块的。我当时就在想，难道不可以去换吗？工作人员一定提出来过，但一定是因为我们的总理、我们的邓妈妈不允许，才一直保留了下来。

周总理说，只要我当一天总理，你小超大姐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。邓大姐曾深有感触地说，我当总理的夫人其实很难，这意味着要付出更多，牺牲更多个人的利益。

 

黄薇接受本网专访

周总理和她曾经有过一个君子协议，说两个人不能在同一个部门工作。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协议，解放初期，很多人邀请邓颖超出任政务委员的职务，周总理都没有同意。

当时他们定工资的时候，大姐应该是五级，可是报到总理那之后，最终被划为六级。国庆十周年，在上天安门城楼观礼的名单里是有邓颖超的，可是这个名单报上去之后，邓颖超的名字就被划掉了。恢复了全国妇联工作以后，周总理也不同意她去做。她陪周总理到外地去工作，有时候因为是陪同去工作，并没有安排邓大姐具体的工作，所以每每到这个时候，她都会自掏腰包，自己交房费，甚至连她身边服务人员的房费也一并都交上。

作为特型演员，我特别有幸可以走进邓妈妈的生活。我曾经拍摄电视连续剧《长征》，来到了当年红军战士走过的那片草地，那是在四川的马尔康。当地人告诉我，从这片草地，当时征兵走出去的是3000个从16岁的男孩到60岁的男人，一共有3000个男人从这片沼泽地里走出，最终回来的不到300人，大量的人都牺牲在了沼泽地里。

 

电视剧《长征》剧照

当年邓颖超在过草地的时候，她骑的战马一下子失蹄了，把病重的邓颖超从马背上一下子摔到了沼泽地当中。那个时候，我想到，当年和邓颖超一样的这些女孩子们，有谁去心疼她们？大家不是还是要背起行囊，然后浑身湿漉漉的，即便是女孩子身体有了状况，不是一样的要背着行囊，继续前行吗？

而当你真正有了这样一次经历之后，才知道有那么多的先烈，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，为了我们能够过上好日子，他们付出的代价是怎样的。在那一刻，我感受到了幸福生活来之不易的真正内涵。

周总理逝世后，邓颖超坚持按照他的遗愿，亲手捧上周恩来总理的骨灰盒，拜托飞行员将骨灰撒向他热爱并为之操劳一生的祖国大地。

1988年4月，当周恩来总理离开西花厅整整12年的时候，邓颖超写下了这样一段话，“春天到了，百花竞放，西花厅的海棠花又盛开了。看花的主人已经走了，走了，离开我们，他不再回来了。”（来源：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——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46周年）